巴黎2區和平大街5號，柏悅酒店，8日早上10點15分。在奪冠不到24小時後，費德勒再次舉行了記者會。30多位元記者在新聞廳內焦急等待。發佈會流程遵循著嚴格的套路，先是英語提問、然後德語、然後法語，然後，結束，請便！費德勒很和善、一直微笑，但他的時間太緊了，12點半，他就要在凱旋門下拍照。所有人都在看表，已經比預定日程晚了45分鐘。
我們的訪談尚未完全展開，不過沒關係，我們將和費德勒同車出發，一路促膝而談，直到凱旋門，他的凱旋門。剛進電梯，費德勒就主動聊了起來。“嗨，還好麼？今天計畫給法網做幾個版啊？據說奪冠第二天《隊報》封面的大標題將我稱作大師‘Maestro’，是真的麼？我一直想看，但還沒來得及找一份看看呢……”費德勒並不是在客套，那一天，他早上5點才睡覺。
費德勒的經紀人托尼·戈德斯科坐在副駕駛位置上，我和“大師”坐在後排，把錄音筆塞到他手裏。費德勒回了一條短信，然後轉頭說：“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們可以開始了”。
身邊沒有了大批團隊，費德勒完全放鬆了，他的腔調變了，不再是那個一邊接受祝賀，一邊比總理還忙碌的青年人。巴黎在下雨，但費德勒根本不在意。他喜歡用法語聊天。我問他周日晚上怎麼慶祝的，他說：“我喝了點香檳……好吧，我承認有點醉了，但我喝得不多，只是吃得太少了。我們那邊的老老小小都聚集在一起，很開心。我和媽媽跳舞了，還和兩個7歲和4歲的孩子跳舞了。3點半的時候，我嘗試著去睡覺，但腦子始終停不下來，各種畫面不停迴旋……還是看電視好了，那裏面是關於阿加西的報導。還是上會兒網吧，最終，清晨5點的時候，我才昏沉沉地睡過去了……”
在費德勒的餐板上，放著火槍手杯(法網男單冠軍獎盃)。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，法網冠軍有特權將獎盃帶走過夜。“我很想和夥伴們一起拿著獎盃合影。我真正在意的是獎盃的尺寸，我想要一樣大的。我已經向法網申請給我做一個原來尺寸的複製品。溫網只肯給我做一個75%大小的，還要我付錢。沒關係，我會掏腰包。”(法網已經開始研究此事。)
這種情境下，專訪無法進行了，乾脆變成聊天。費德勒堅定地重複，他從未特別在意地去追平桑普拉斯14個大滿貫的紀錄。“相反，我刻意阻止這個念頭。如果你對自己要求過高，那是自討苦吃。當你勝利後，你只會長出一口氣‘終於做到了’，不再會感到快樂。我不是為了別人贏球，而是為了自己和我身邊的人。對不起，我打網球可不是為了讓媒體滿意……也正因如此，我才能迅速忘記在法網的接連失利。”
一年前，費德勒在法網和溫網接連被納達爾擊敗，但他所受的影響似乎比我們想像的要小。“我不知道法網失利怎樣進一步導致了溫網失利。也許溫網我先輸兩盤與法網有關，也許我的心理上比前兩年更能接受失敗……但能和納達爾一起度過那種時刻，能將競爭推到那樣的高度，讓我感到安慰，而且我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被徹底摧毀。那場大雨、公平競賽、戲劇場面，我切實地感覺到自己在經歷魔法時刻，在參與網球歷史。我只失望了一小會兒，生活就繼續了……我和納達爾一起站在了網球的巔峰，那其實不錯。我也發現人們為我憂傷勝過為他高興，這其實是不公平的。”
讓費德勒難受的只是人們的評論。“他們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。但我又不是輸在第一輪，而只是輸給了一個偉大的選手。我經常對自己說，當你是世界第一時，所有的好事都會變得超級棒；當你是世界第二時，只不過是所有超級棒的事變成了好事。但糟糕的不只是媒體，還有那些前冠軍們。我難以理解他們的所說所寫，但我最終也不太在乎，我最瞭解自己的情況，我只要安靜呆著。”
車子在巴黎上午的車流中艱難前行，戈德斯科在看檔，費德勒非常得意地靠在後座上。他還想聊網球，從他的發球到長期的背傷，再到他的艱難掙扎，成功脫困。
“我的背傷好多了。但我和教練以及體能教練一起訓練時，我說‘我得練習全方位的步法，全方位的發球，因為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。’我逐漸有了感覺，以前我的身體害怕發球、害怕奔跑到底救球。對，我在害怕。我加強了極限球的練習。這是我必須要過的關，如果失敗，我認了；如果成功，那就是向前的一大步。”
“我的打法必須多變，一旦失去變化，我就完蛋了。因為傷病，我的技術動作裏多了很多沒用的東西，我自己都沒意識到。剔除掉它們花了我挺長時間。”費德勒說，“這個過程很簡單，但是關鍵的轉折。我找回了發球，找回了多變的防守，我的身體終於忘記了恐懼。”
凱旋門就要到了，那裏有幾十名攝影師在雨中苦苦等待。人們已經在追問費德勒是否想奪得溫網，第15個大滿貫？但費德勒的思緒拒絕離開法網。“我依然停留在法網當中，這段故事太震撼了。我不想去想溫網的事情。”車停了下來，錄音筆關掉。費德勒說：“這些夠了麼？你都問了想問的問題了麼？我們在哪里再見，溫布頓？”
這時，費德勒的臉上流露出睡眠不足的印記，但他毫不在意。我們握手告別。他在雨中捧起了獎盃，“昨天晚上，獎盃就放在我的床頭，就跟臺燈一樣。我盯著它，有一瞬間，一線閃光在獎盃上綻放，我指給米爾卡看。我倆忘情大笑，太動人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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